【五四百年小辑】郑振铎︰风雷中的新探索

【五四百年小辑】郑振铎︰风雷中的新探索

像许多亲历过「五四」的人一样,从一个学工科的普通学生,到一名优秀的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对于郑振铎而言,这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的转折点,正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不但完全改变了自己生活的方向,还为以后的事业开闢了全新的天地。

1919年5月4日,是一个星期天。吃过午饭,郑振铎没有像以往那样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馆去看书,他躺在床上,决定好好放鬆一下连日苦读而略有些疲惫的身心。自从他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到北京来求学,已是两年过去了。1918年,他顺利地考上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英文高等科。这所学校不但学费低,而且毕业后的工作也有保证,再加上三叔的极力推荐,他没有另加选择。入学后不久,他偶然发现了青年会的图书馆里有不少好书,尤以俄国文学名着的英译本为多,这使他欣喜若狂。以后,他就整天泡在那儿,埋首于那些大部头的着作中。在这个小小的阅览室中,他还结识了一些也经常来看书的年轻人,并且和俄文专修学校的学生瞿秋白、耿济之,汇文中学的学生瞿菊农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在一起阅读俄国文学,讨论《狂人日记》,评点国家大事,十分投机。那几天,正在巴黎召开的和会一直是他们谈话的重心。

郑振铎刚刚合眼睡了一小会,忽然被窗外的一片叫喊声惊醒了。他急忙翻身下床,跑到外面的一个空场上去看。只见东面赵家楼的上空正翻腾着浓黑的烟,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地向上冒着。「是哪一家失火呢?」他正这幺想着,忽然看见一个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的巡警,由两个同伴搀扶着,走进了空场上的「警察格子」。没过多久,他又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郑振铎十分惊讶地看着这一幕,不知道发生了甚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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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左二)与瞿秋白(左一)等《新社会》成员合影。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赶到学校,正碰上几个同学在热烈地讨论前一天的事情。他旁听了一会,又急忙找来了当天的报纸,才知道那场大火是怎幺回事,而他自己的学校因为不起眼,没有被通知参加活动。


郑振铎的情绪立即激动了起来。他一面为前一天近在咫尺却未能身临其境而遗憾,一面立即组织自己学校的活动。他首先赶到了马神庙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参加了当天组建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他作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表宣言,参与讨论,非常积极。他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年后,当时还是协和女大一年级学生的冰心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大个子慷慨激昂的形象。他们还打听到一些在天安门广场演讲的同学被关押在天安门的两个门洞里,郑振铎就和其他同学一起为这些勇士送去食物和铺盖,但全给军警毫不留情地拦住了。交涉了不少时间,软磨硬泡,最后几乎要破口大骂了,仍是没有结果,待到他愤愤地回到家中时,已是半夜了。

没睡多久,叔叔就把他叫了起来,责问他昨天的去向,并且再三告诫他不要多管闲事,这几天只能待在家里,不许外出。他一声不吭地听着叔叔的唠叨,心中却在想着当天要做的事情。急急地吃完早饭,趁着叔叔婶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家门,又赶往北大去了。

北京的事态愈加严重,北洋政府的态度居然十分强硬。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离京,引起学界一片震动。北京各大中院校立即宣布于5月11日一致罢课,以示抗议。各校的学生代表则天天聚在一起开会,商讨时局的进展与学界的对策。郑振铎在会上遇见了图书馆里的老朋友瞿秋白、耿济之和瞿菊农等人,他们也分别做了各自学校的代表,大家在这种场合重逢,自然十分高兴。然而,正如他以后所回忆的那样,在这样一场大运动中,虽然总的方向和口号是统一的,对外亦能同仇敌忾,但学生们的思想良莠不齐,态度自然也不会完全一致。辩论和斗争自是难免,但其中也显示出「封建性」的「门户」。像在学生联合会里,郑振铎等几个人代表的是小单位,非常不引人注目,也没有其他大学校的人主动与他们一起新探索活动。他和瞿秋白等人比较熟悉,同病相怜,这群来自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人便很自然地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成熟老练的瞿秋白当然地成了他们的「首领」,而郑振铎无疑是他们中热情最高、最热衷于组织工作的一个。

由于风声很紧,他们时常变更开会的地点,大多定在东城的汇文等几个教会学校,时间总是在晚上。一个个地溜进去,开完会后又一个个地溜出来,不敢成群结队地走,还得时时防备有人「盯」着。虽然很危险,但大家仍尽力地工作。郑振铎以后对此曾有过十分亲切的回忆:「我们都是第一次从事于学生运动和组织工作,所以一切都很生疏。但是,议决了,便去做,谁也不推诿,谁也不躲避。虽然行动很谨慎小心,却绝对不故意的躲避危险。」(《前事不忘》)

但是,交通部和铁路管理学校当局却十分害怕学生闹事,先是下令全体学生于6月3日分赴京汉、京奉、京浦三路旅行参观;后来又宣布取消学期考试,提前放暑假,强令学生们在6月4日回家,还提供了免票乘车的优惠。北京的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郑振铎根本不愿意在此时离京,但叔叔婶婶生怕他的「胡作非为」连累他们,极力劝他回温州,哪怕暂时离开也好,省得他们操心。郑振铎也已有两年因为没钱买票而没有回家了,心中十分牵挂母亲和祖母,难得有这幺一次机会,他只得同意南下,回温州省亲。

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北京的学生运动在全国已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不但上海、广东纷起响应,即便僻处东南一隅的家乡小城,也已经感受到爱国巨浪的冲击。5月中旬,温州的学生就成立了自己的联合组织,上街游行、发布宣言、集体罢课,一样干得有声有色。他一回到家中,旧日的伙伴便围住了这位来自运动中心的大学生,要他讲讲北京的最新动态。看到以前的同学都能积极地投身爱国运动,郑振铎十分高兴。对所有的邀请他几乎来者不拒,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会议上,向家乡的同学宣讲他们在北京的情况,介绍北京学生的活动经验。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场。与此同时,他还应老同学之邀参与了《救国讲演週刊》的创办。这份售价仅为五枚铜板的小刊物面向温州的普通百姓,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深入浅出,形式生动活泼,文笔大胆深刻,针砭时局毫不留情。给该刊写稿的大多是温州各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郑振铎自然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个。虽然作者们多用笔名,我们如今已无法确知哪些文章是他所写,但可以肯定,这其中必有不少出自他的手笔。这个刊物只出了几期,便因为冒犯了当局,不但被禁止出版,而且编辑部也被查封了。这是郑振铎第一次参与编辑刊物,也是第一次尝到刊物被查封的味道;自然,他当时并没有想到,那些以后都将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

除了编辑週刊,郑振铎在家乡的另外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参与了温州第一个新文化团体——永嘉新学会的组建。这个学会的成员大多是追慕新思潮的年轻人,毕业或正就读于各地的大学,他们的思想虽不完全一致,但总的说来是力图更新墨守成规的思想界,「使新旧学术,融化为一炉」(《〈新学报〉发刊词》)。郑振铎虽然不是学会的主要成员,但奔走联络很是踊跃,并且首倡出版会刊《新学报》。8月中旬回到北京之后,他还为《新学报》撰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妇女解放的必要性与方法。

这些在暑假前并没有预想到的实践活动为他以后的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使他首次发现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才能和兴趣。之后不久,他就与瞿秋白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撰稿到排版校对,事必躬亲,使他对编辑出版工作有了更加直观深入的了解。此后参与筹建文学研究会,主管会务;直至几年后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看中,南下上海,他在出版和组织方面的杰出才华方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像许多亲历过「五四」的人一样,从一个普通铁路站长的后备人选,到一名优秀的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对于郑振铎而言,这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的转折点,正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不但完全改变了自己生活的方向,更为以后的事业开闢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五四」对于他的最大意义其实就在于此。


(文章摘录自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香港中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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